歐盟委員會官網圖片
近日，中國總理李強的訪歐之行剛落下帷幕，隨即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夏季峰會又引發各方密切關注。如何處理歐盟與中國的關系，更好協調歐盟各國共同的對華政策路線，成為本次峰會所商討的重要議題。中歐關系能否真正止跌回穩？未來中歐關系發展還會受到哪些風險因素的影響？
一、內外承壓下，歐盟對華政策出現哪些新變化？
在本次歐盟峰會上，各成員國對如何具體發展對華關系仍然存在不同層次的分歧，但就校準對華關系基本達成一致。他們認為，有別于俄羅斯，中國是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和影響者，且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性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關鍵的角色。歐盟無意制定“阻礙中國經濟進步和發展”的政策，但必須確保其不會損害歐盟的利益與價值觀以及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同時，歐盟領導人重申，對華政策的“三分法”定位目前不存在可行的替代方案。歐盟自身必須盡可能保持對華開放的溝通渠道，但應在經濟安全、戰略安全和價值觀三點上調整立場，以減少“戰略風險”和“脆弱性”。
在峰會召開前夕，歐盟委員會發布了《經濟安全戰略》文件，盡管歐盟稱該文件并非針對特定國家，但文中多次提及“去風險”，因此被外界視為對華政策調整的信號。圍繞對華議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特別指出，“雖然政治和經濟制度不同，但歐盟與中國在追求穩定的雙邊關系方面擁有共同的利益。與中國脫鉤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需要專注于 ‘去風險’（de-risk），而不是‘脫鉤’（de-couple）。”可以看出，當前歐洲政治精英的共識在于，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可抵擋的趨勢，這將對歐洲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構成重大挑戰”。歐盟支持“重新校準”對華戰略，但應在歐中復雜的關系中建立新的穩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歐盟高層多次提及“去風險”，作為西方國家用以減輕“去中國化”對抗意味的替代性措辭。但中歐之間密切的經貿往來，也使得“去風險”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
歐盟委員會官網圖片
二、面對新形勢，歐盟對華政策為何游移不定？
自2019年《歐中戰略前景》政策文件發布后，“三分法”思維一直影響著歐盟的對華戰略認知。多數歐洲國家認為，中國既是歐洲在貿易、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等重大全球問題上的合作伙伴，又是市場、投資和技術等領域的“競爭者”，同時還是歐洲政治體制面臨的制度性對手。今年中歐高層的頻繁互訪反映了雙方進行接觸的強烈意愿，但多數歐洲國家的對華政策仍延續“兩面性”，既強調對華合作的重要性，又突出對華關系的競爭對抗和遏制打壓。導致歐盟對華政策難以維持穩定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首先，歐盟對華認知的復雜化使其戰略取向趨于保守。近年來，在推進戰略自主、捍衛經濟主權目標下，歐盟貿易政策一直在“開放”和“安全”之間踟躕不前，疫情暴發和烏克蘭危機也加速歐洲對相互依賴“脆弱性”問題的反思。一方面，歐盟認為自由開放的貿易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分散風險，有助于維持歐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歐盟又認為對外部環境的過度依賴將使其經濟暴露在危險之中，進而接連出臺《芯片法案》《原材料法案》《外國補貼條例》以及《經濟安全戰略》，以強化投資審查、保護歐洲產業、保障本土供應鏈安全，努力在管控“經濟全球化”中尋求平衡，尤其在減少關鍵產業對中國依賴的問題上，歐盟更是重新統一了立場。可以看出，中歐關系正步入一個新的調適期，在更為重視雙邊關系的同時，中歐在彼此眼里也更加復雜化、矛盾化。中歐關系已經顯現出一種在重大全球議題上尋求合作、經濟和科技領域競合并行、政治意識形態難以調和，趨于中歐版的“政冷經熱”。因此，處于調適期的中歐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會對歐盟對華政策的制定帶來影響。
其次，中歐關系中的“美國阻力”愈發凸顯。雖然歐盟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采取的單邊主義行為多次表達不滿，但雙方出于對自由市場經濟以及對華政策的“共同利益”需要，近年來美歐之間在對華議題上的協調力度明顯增強。例如美歐于2020年和2021年分別建立了“中國問題”對話機制，以及帶有對華競爭色彩的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C），以共同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影響。此外，拜登政府試圖在意識形態、地區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和科技研發等多個領域，通過“恢復同盟關系”來重新加強對歐洲國家的安全控制。特別在烏克蘭危機激化后，美國頻繁對中歐之間的合作發出“關切”甚至“警告”，并旨在構建一種“系統性對抗”體系，削弱中歐經貿、人文與民間等方面的相互依賴關系，試圖把本是戰略伙伴的中歐雙方推向對立面。鑒于美國在全球強大的影響力，歐洲不少國家與中國交往時也倍感壓力。
再次，烏克蘭危機加劇了歐盟對華戰略定位的偏差和分裂。部分歐洲精英將烏克蘭問題與中歐關系進行政治捆綁，并把中國對此事件的態度作為中歐關系發展的前提之一。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 Borrell）近日表示，如果中國不能為俄羅斯從烏克蘭領土上撤軍的政治解決方案做出貢獻，歐盟與中國保持信任的關系將是“極為困難”的。可以看出，由于烏克蘭危機，中歐之間地緣政治的絕緣作用已被削弱。此外，烏克蘭危機使得中東歐國家與美國的安全及意識形態聯盟更加穩固。美歐對中俄的“對抗意識”正在加強，從而對歐盟對華決策產生不利的影響。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官網圖片
三、如何應對變化中的中歐關系？
2023年中歐高層會晤的背景不同尋常，疫情余波與地區沖突交織，世界正在經歷新的動蕩與不確定性。作為全球兩大力量，中歐選擇合作還是對抗，將對世界是否會滑向“新冷戰”產生決定性影響。站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20周年的歷史新起點，中歐能否“撥云見日”，推動雙邊關系朝著相對平衡的方向發展值得關注。
一是應理性看待歐盟版的“去風險”，繼續把深化雙邊合作作為穩定中歐關系的重要途徑。近期歐盟出臺的經濟安全戰略提及的 “去風險”，顯示出歐盟對華政策的反思和調整。美國政府對此居多是以對抗性的角度解讀“去風險”概念，認為這體現了中國對于歐盟的“安全威脅”，以及歐盟對中國的“不信任”。但我們應看到，歐盟戰略自主與美國的單邊主義之間存在根本的區別，雙方涉華利益也不盡相同。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共同體，其對外目標核心始終是穩定的國際秩序。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各國認識到真正解決問題的路徑在于國際政治的制度化，也就是通過國際法、國際條約、國際組織的方式來解決國家間沖突。“去風險”本身可看作是國際政治制度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即雙方通過溝通建立有效的規則，來平衡國與國之間、國家與全球之間的利益。因此，我方在做好應對措施的同時，應避免將歐盟與美國進行“身份綁定”。未來應著眼于如何同歐方達成“去風險”的新秩序，在歐方主張的“經貿對等”及中方追求的“政治平等”之間建立雙方可以接受的相處方式，形成緩解矛盾的有效對話協調機制，這里面也需要我們做更細致的工作，不斷闡釋相關政策，引導歐方客觀理性地看待依存度問題。
二是支持歐盟戰略自主是謀劃我國對歐外交的重要抓手。歐洲提供了一個中美兩國均能發揮影響力的“緩沖地帶”，歐盟尋求戰略自主、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也為我國運籌中歐關系提供了外交空間。歐盟戰略自主意味著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增強，就其對中美歐關系的影響而言，既有助于歐盟更加獨立于美國，并對美國霸權起到制衡作用，也意味著歐盟與中國之間競爭將加強，但是總體上有利于歐盟在中美之間保持某種相對中立的身份。對此，我們應把握當前歐盟面對國際局勢的復雜心態，即困境交織中對自身經濟瀕臨衰退的危機感、地緣沖突背景下面對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單邊主義”盛行影響下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以及客觀上對華的經濟利益需求，加強對歐工作的中長期思考，積極尋求中歐基于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合作，支持歐盟在全球事務和國際治理體系改革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并共同維護世貿組織、聯合國在推進全球多邊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拓寬中歐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礎。
三是維持對美“斗而不破”的局面，防止歐美更大的聯合遏制。在西方內部與跨大西洋關系范疇內，雖然歐盟與美國不屬于正式盟友關系，但由于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同時也是北約成員國，加上歐洲國家在政治和經濟制度、價值觀方面同美國具有相似性以及軍事上仍依賴美國的保護，因此雙方事實上形成了“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關系。歐美之間的關系對中歐關系的影響是復雜微妙的。近年來，歐盟在中美歐關系中的最大利益在于避免出現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局面，如果中美“斗而不破”，歐盟會游走于中美之間獲取自身利益，繼續發揮“離岸平衡手”的作用。反之，若中美關系走向完全破裂，則歐盟將很可能會被迫或主動加入美國陣營同中國對抗。未來一段時期，中美關系中的不確定性可能會增加，我們應以理性務實的方式處理兩國關系中的問題、矛盾甚至沖突，保持溝通渠道暢通，尋求建設性解決方案，而不應放棄管控分歧的努力，爭取最大限度降低美歐聯手應對中國的風險。
四是謹慎處理中歐關系中的俄羅斯因素，減少烏克蘭危機對中歐關系的“溢出效應”。在中美關系下行的背景下，中俄關系的走近總體上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但在維持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同時，如何與中歐關系之間做到平衡是當前我國外交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地緣安全問題一直挑動著歐洲的“敏感神經”。在烏克蘭危機一周年之際，中國發布了《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再次重申應減少戰略風險，避免出現核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歐建立正確的相互認知創造了條件。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盟逐步重視中國作為參與歐洲安全問題建構的角色，并寄希望于中國能協助重塑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秩序架構。回顧歷史，中俄兩國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崛起之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傾向于在現有的國際體系中發揮自身獨特的力量，實現經濟穩定發展，而俄羅斯傾向于向蘇聯地區制造“小范圍沖突”來獲取地緣政治利益以維持其大國地位，兩國存在根本的差異。這種差異如何能夠體現在歐盟的對華認知與政策中，如何運籌好中歐俄三角關系，也值得我們重點思考。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