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研國策(39) | 深港“4+4”，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引擎

文／張玉閣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 深港跨境往來成為常態，為強化深港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深圳較之其他內地城市獨有的優勢。

□ 香港現代服務業與深圳的高科技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有機整合，這是深港合作的重中之重。

□ 深圳和香港應“彼此利用，協作共贏”，聯手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引擎。

由于“粵港澳大灣區”名稱的排序問題，坊間一度有大灣區建設由廣東“牽頭”的傳聞。7月1日，在習近平主席見證下，國家發改委、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協議明確“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征求廣東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國家有關部門意見達成一致后，共同推動落實”，這一傳聞終于塵埃落定。實際上， “粵港澳”稱謂主要是一種慣例或約定俗成。“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港澳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較之由誰“牽頭”，更重要的是發現并培育粵港澳大灣區的引擎，即哪個或哪幾個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帶動者和引領者。就此而言，深港責無旁貸。深圳+香港，應該成為帶動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01/ 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深港關系：競爭還是合作？

在深港發展的歷史上，深圳和香港到底是競爭關系還是合作關系是一個老問題。在深港發展差距較大之時，這個問題就不時浮出水面，在粵港澳大灣區下，這個問題就更加凸顯。除了經濟產業方面的競爭外，文化差異也備受關注。有香港學者指出，深圳是北方文化，香港是南粵文化，深港合作缺少相同的文化基礎，認為從文化上看，港穗合作應該比港深合作更具底蘊。但從全球的角度看，承載異質文化的移民對有些國家和城市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香港本身就是一個例子，正是來自南粵文化之外的資源要素，才奠定了香港的工業基礎，助推1970年代的起飛。同源文化的順滑，異質文化的碰撞，哪一種文化基礎上的合作更有創造性和更具價值，似乎不應該是存在爭議的問題。

港澳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具有特殊性，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已經考慮到港澳兩個“一國兩制”下單獨關稅區的特點。每個城市都要考慮自己的核心利益，處理好共同利益，深港莫不如此。深港、穗港合作可以互補，并非互相排斥。香港需要審慎考慮深港合作、穗港合作的著重點和互補性，在合作進程中維護核心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實現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協同統一。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深港關系無非三種：一是競爭關系，二是合作關系，三是競爭與合作關系。理想狀態應該是第三種，深港及攜手同行，同舟共濟，同時也有一定競爭，能夠保持各自的社會活力和發展動力。

02/ 跨境往來成為常態，深港經濟往來密切

深港跨境往來成為常態，為強化深港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深圳較之其他內地城市獨有的優勢。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北往南來》的統計，2015年，香港和內地之間每天有65萬人次跨境往來，相當于一個移動的中等城市。其中，來往內地的香港居民中有7成的目的地是深圳，大約23萬人次/日；赴港內地旅客中有6成來自深圳，大約7.5萬人次/日；在內地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9成在深圳，大約9萬人次/日。加起來，每天在深港之間奔波的人次高達40萬，占香港與內地每日跨境往來人次總量的60%。世界上沒有兩個城市之間如深港一樣，跨境往來成為工作生活常態，兩地居民活動半徑彼此覆蓋。

深港兩地經濟往來密切。突出表現為跨境上班和跨境公干人次的變化。過去10年，跨境上班的香港人士大體穩定，而在香港上班的內地人士增長較快，2015年比2007年增加6400人，超過95%居住在深圳。經常跨境公干人士中，香港人士基數較大，內地較小。盡管過去10年總量有所下降，但主要是香港人士下降，赴港公干的內地人士實際上是增加的。這意味著兩地商務往來趨于雙向和均衡。盡管沒有深港之間的數據，但估計深港之間經常跨界公干的人士應該不會少。由此可見，雖有邊界存在，深港經濟和商務往來密切而活躍，并未受到較大影響和制約。

表1  深港兩地經濟往來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北往南來——2015年跨界旅運統計調查》。

03/ 深港制造業比較：在現代與傳統之間

通常認為香港制造業風光不再，那么香港制造業到底怎樣呢？與10年前相比，2015年香港本地制造業的機構數目、就業人數和增加值，均呈下降趨勢：機構不足萬家，就業不足10萬人，增加值不到400億港元。從行業上看，上升幅度大的是食品飲料和煙草制品，下降幅度大的是電器電子光學制品。前者屬于傳統產業，后者應屬于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產業。總體而言，香港本地制造業仍以傳統產業為主，且呈持續萎縮趨勢。

表2  香港本地制造業2005-2015比較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2016年版》。

至于港資珠三角制造業，也與香港本地制造業類似。港資珠三角制造業企業高峰期有40萬家，如今只有3.2萬家；高峰期雇傭了超過1000萬工人，目前只有450萬。更嚴峻的是，港資珠三角制造業至今仍以傳統制造業為主。2014年數據顯示，港資珠三角電子產品制造業不到20%，其他大都是傳統制造業。

表3  港資珠三角制造業結構（2014）

資料來源：香港工業總會《2015珠三角制造：香港工業未來的出路》。

跨界公干中從事制造業的香港人士的數量，近年來也是下降的，從事制造業人員不足5萬人，其中“經理、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員”僅為萬余人，這與數量約為3.2萬家、雇用員工450萬人的珠三角港資制造業并不相稱，意味著港資珠三角制造業與香港的關聯有所弱化。

表4  香港跨界上班和公干人士與港資珠三角制造業的關聯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北往南來——2015年跨界旅運統計調查》。

而深圳制造業則是另外一種景象。盡管統計指標和體系不同，但仍然可以得出結論，深圳制造業已經不是傳統制造業，它和香港制造業——無論是香港本地制造業還是港資珠三角制造業——有很大差別。

表5  深圳制造業的發展（2016）
 

資料來源：綜合整理。

通過比較深港制造業，我們看到，從“在香港（本地）制造”到“由香港（在珠三角）制造”，香港制造業一路向下，似乎難以走上振興之路。這意味著，繼失去“在香港（本地）制造”之后，香港也將失去“由香港（在珠三角）制造”。因此香港的現代服務業以及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需要與深圳的高科技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有機整合，這是深港合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深港合作能否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引擎的關鍵。

04/ 深圳+香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引擎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開宗明義：“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完善創新合作機制，建立互利共贏合作關系，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促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一方面充分發揮粵港澳地區的綜合優勢，一方面為港澳發展注入新動能，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實現“國家所需，港澳所能”的有機對接。基于此，深港應聯手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引擎。

深圳現在處于產業鏈向外擴展階段，有較強的外溢效應，需要與香港的金融和現代服務業有機結合。深圳的外溢功能（產業鏈擴展）+香港的輻射功能（金融投資），深圳的內向拓展（內地市場）+香港的外向跳板（國際網絡），可形成帶動功能。深圳制造（高新技術產業）+香港服務（工商業支援服務），深圳創新（催生新產業的平臺）+香港研發（發明及知識產權保護），可形成輻射效應。這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引擎的核心內涵。

深圳和香港應“彼此利用，協作共贏”。深圳應推動實體企業進入香港，借香港之利提升發展水平，拓展市場。探索“深港+N”合作模式，聯手香港參與“一帶一路”，走向國際。借助香港的吸引力，吸引國際高端資源，推進有利于深港的合作項目。

香港應將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與深圳的產業資源特別是制造業對接。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下以深港為主體的開放型科技創新體系，布局開放式“工業4.0”。以深圳為主要對象，探索如何將香港自由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強化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的深港合作，還包括如下內容：

一是要素跨境流動的寬松與彈性調整。包括“一周一行”政策調整，口岸通關查驗簡化，通關自助化水平提升，特殊物流的征稅調整等。

二是城市及社會管理方面的協作交融。如聘用港人參與深圳城市規劃管理（比如水務），拓展與香港公營機構及行業協會的合作，強化教育醫療領域合作等。

三是率先探索落實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重點關注一般居民在就業、稅收、社會福利、購房、加入公務員隊伍及參軍資格等的同等待遇。

四是合作開發落馬洲河套地區。落馬洲河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涉及深港合作的方方面面，是深港合作制度創新的重要平臺和難得機遇，對落馬洲河套進行全面、創新的制度性安排，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