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深圳“減碳”之道

從碳達峰走向碳中和橫亙著廣泛深刻的能源革命。能源結構從以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多樣化利用階段，又孕育著空前的能源技術革命。深圳的實踐對解決碳達峰諸多難題是有益的，但仍需要積極探索實現碳中和的起點與路徑，盡早形成可為全國借鑒的工作思路。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哈爾濱工業大學( 深圳) 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和哈爾濱工業大學( 深圳) 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玨在《北大金融評論》上撰文指出，實現碳達峰需要扎實推動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與能源結構升級。從深圳實踐看，結構升級不可能一帆風順，仍有可能出現一定碳排放量的波動。要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不放松，保持年度碳排放指標具有一定彈性，經過或長或短的平臺期轉向碳排放總量下降。

一、深圳走向了碳達峰平臺期

深圳歷經三個“五年規劃”的時期，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技術結構升級，轉變了經濟增長方式，初步實現了空氣質量達標、碳排放達峰和產業結構高端化的“兩達一高”目標。2010-2020年，深圳碳排放凈增加965萬噸，增長16%。比較2010-2015年和2016-2020年兩個時期，可以看到深圳碳排放強度加速下降。2010-2015年，深圳碳排放量增長1130萬噸，碳強度下降28.9%；2016-2020年，深圳碳排放量下降166萬噸，碳強度下降31%。相對于前一時期，深圳經濟增長從帶動碳排放量上升轉為下降。即當碳強度下降速度持續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時，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進入了碳達峰的平臺期。

二、深圳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與碳達峰分析

1.產業結構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是實現碳達峰的關鍵

化石能源是驅動現代經濟增長的起點，人口是化石能源消費的載體。在結構不變時，碳排放與經濟和人口成比例增長。2010-2020年深圳經濟增長1.34倍（年均8.9%），人口增長69%(年均新增人口71.9萬人)，分別帶動碳排放增長3.25倍和3.43倍。

產業結構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驅動單位產出能耗和單位能耗碳排放雙下降。2010-2020年深圳能源效率提高推動碳排放量減少4.5倍；采用含碳量更低的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引起碳排放量下降1.2倍，二者合計大致抵銷了經濟增長與人口增加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增長。對比2010-2015年和2016-2020年兩個時期，深圳人口規模超過1300萬后凈增超400萬人，經濟規模超過2萬億元，對碳排放的拉動明顯提高；產業結構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發揮了更大作用，抵銷了人口和經濟增長影響（見表1）。

2.以產業結構升級化解碳達峰與經濟較快增長的矛盾

2010-2020年深圳二、三次產業結構調整明顯。其中，現代服務業具有低排放高產出的特征，10年間占地區增加值比重從36.5%上升到49.2%，提高了12.7個百分點，碳排放占比僅從9.8%上升至12.1%，提高了2.3個百分點，結構占比提高是碳排放占比提高的4倍。第二產業中工業增加值增長超過1.2倍，占地區增加值比重從43.6%下降到35%，碳排放占比下降更快，從43.7%降至33.6%，結構占比提高是碳排放占比提高的1倍。

3.做優做強制造業實現工業碳排放達峰

目前，深圳制造業總產值并非全國城市最大，但制造業增加值仍是全國城市第一，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亦明顯高于其他超大型城市。深圳做大做強制造業成果明顯，過去15年單位制造業總產值包含增加值提高了約10個百分點，單位制造業增加值的能源消耗大幅下降。2010-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從37.4%下降到32.1%，能耗占比從43%下降至31%，下降了12個百分點，單位能耗產出提升了1.2倍。制造業內部結構調整可分為四類，一是深圳主導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產出占比持續上升，能源占比大致穩定，強化了深圳產業低能耗低排放的綠色低碳優勢。2010年增加值占制造業比重為62.2%，2020年提高為68.9%，增加值占比始終是能耗占比的2.2倍以上；二是新能源汽車、醫藥制造業和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制造業占比從6.5%上升為10.5%，增加值占比與能耗占比從0.5提高為1，單位能耗產出效率提升明顯；三是20個中低端制造業行業增加值占比從12.1%下降至6.1%，能耗占比從26.7%下降至16.7%。四是四個高耗能材料加工行業增加值占比從15.6%下降至11.5%，能耗占比卻上升0.8%，行業轉型升級較為緩慢。

4.能源結構調整推動碳達峰

2010-2020年深圳制造業能耗占全市能耗比重下降了12個百分點的同時,碳排放占比從44.9%下降為30.2%，碳排放占比下降速度明顯高于能耗占比下降速度,即單位能源的含碳量明顯下降。深圳在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積極調整能源結構。一是減少一次能源燃燒量。在全市范圍內淘汰制造業企業小型自備電廠、降低大型燃煤機組的發電小時，全面推廣新能源汽車等。2010-2020年生產部門一次能源消耗（除交通運輸業）下降40.2%，二次能源消耗替代性增長41.46%，實現碳排放總量下降2.3%；二是加大與南方電網合作，引入可再生能源占比穩步提高的外調電。2020年一次能源終端消耗占比下降為49.8%，外調電占比上升為50.2%，外調電替代一次能源終端消耗12.8%，調整能源結構及南網電力排放因子下降，實現碳排放減少1174萬噸（相當于2020年碳排放的16%）。

5.技術結構升級推進能源結構調整和綠色低碳技術創新

一是制造業廣泛應用高能效技術，如電能替代、過程能耗管控、電機系統節能等，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行業碳達峰后快速下降；二是基礎設施行業采取節電技術和清潔能源改造，10年間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能耗下降25.7%，減少碳排放37%；第三，2007年后，深圳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實施綠色設計，2015年新建工業廠房全面推行綠色建筑標準、開展既有建筑節能改造，推行大型公共建筑合同能源管理等措施，顯著降低了建筑物用電增長。

6.碳排放交易促進節能減排

深圳碳排放市場是我國七大碳排放市場之一，二級市場成交額和成交量均居全國前列。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管控單位共766家。啟動以來，配額累計總成交量約5900.5萬噸，總成交金額約13.9億元，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成交量約2023.36萬噸。實現絕對減排量超過640萬噸，其中，741家制造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增幅達92.98%，碳排放強度下降48.72%。

三、我國實現碳達峰與走向碳中和的幾點建議

2021年7月政治局會議提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盡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從深圳實踐出發，我們認為應當明確，2030年實現碳達峰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本質內涵，實現碳達峰需要扎扎實實地推動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與能源結構升級。要以高質量發展為依歸，建立可衡量的產業結構升級與碳達峰相關指標體系，堅決遏制形式主義的運動式減碳，有效化解碳達峰與經濟增長之間客觀存在的矛盾。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評論》第10期